第65章群体寻根的条件(第2/3 页)

苏醒成了阶级流动的结果之一——这种现象也许是一个有趣的社会学课题。于是，这些下放者不会满足于“伤痕”式政治抗议，其神经最敏感的少年时代已被一种履历锁定，心里太多印象、故事、思绪以及刻骨痛感在此后的日子里挥之不去。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，他们笔下总是会流淌出一种和泥带水翻肠倒胃的本土记忆——这大概正是观察者们常常把他们混为一谈的原因，是他们得以区别于上一代贵族作家或革命作家，更区别于下一代都市白领作家的原因。那些作家即便赞赏“寻根”（如汪曾祺，如张悦然），但履历所限，就只能另取他途。换句话说，所谓“寻根”本身有不同指向，事后也可有多种反思角度，但就其要点而言，它是全球化压强大增时的产物，体现了一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，构成了全球性与本土性之间的充分紧张，通常以焦灼、沉重、错杂、夸张、文化敏感、永恒关切等为精神气质特征，与众多目标较为单纯和务实的小说，包括不少杰出的历史小说（姚雪垠、二月河等）、乡村小说（赵树理、刘绍棠等）、市井小说（邓友梅、陆文夫等）等拉开了距离。

有意思的是，很多作家与批评家对“寻根”摩拳擦掌之日，恰恰是他们对西方文学与思潮如饥似渴狼吞虎咽之时——至少我的当年观感是这样。他们在另一些场合常被指认为“先锋派”和“现代主义”，也能旁证这一点。那么这是一种奇怪的混乱和矛盾，还是一种正常的远缘基因组配？其实，本土化是全球化激发出来的，异质化是同质化的必然反应——表面上的两极趋势，实际上处于互渗互补和相克相生的复杂关系，而且在全球化的成年期愈益明显。当然，在具体实施过程那里，全球化首先就是西方化，特别是全球都市的西方化，全球中上层生活罔的西方化。比如一种由城区、大学、超市、快餐店、汽车潮、媒体市场、女性主义、中产阶级职场、散装英语或法语、消费主义时尚所组成的精密体制，把全世界大多精英都收编在西化狂潮之内——作家们通常也不会放过这种金光闪闪的收编机会。后发展国家和地区的作家，更容易把这一切看作“进步”与“文明”的尊荣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走向民间、走向本土、走向另类的想法如何操作？在陌生人那里发现、唤醒以及启用多元文化资源，对于作家们来说是否不大容易？是否将面临体制性和生存性的障碍？

如果没有一次充满伤痛的下放，如果没有高强度的履历反差和身份分裂，很多写作者也许就只能揣着差不多的文凭，出入差不多的高楼和汽车，结交差不多的同事与宾客，继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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